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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在法国,有两样东西不能丢:麵包和书」

「在法国,有两样东西不能丢:麵包和书」

在法国,有两样东西不能丢:
麵包和书。
──伯纳德.菲克索(Bernard Fixot),法国出版人

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日,有一群退休人士会佔领殉道者街的一角,这是「生生不息」(Circul’Livre)的时间,这个志愿组织致力于保护书籍,志工把书本依主题分类,陈设在开放式的箱子中。

这些书是免费的,路过的人想要几本都可以拿走,只要他们同意一项非正式的承诺,不去转售或是破坏书本,这个组织也鼓励大家捐出自己不要的书本,好让库存源源不绝,志工在每本书的封面贴上印着「生生不息」的大张贴纸,希望能制止转售的念头,贴纸后面用的是强力胶水,几乎不可能在不破坏封面的情况下撕掉。

我和家人搬来巴黎的时候,我们把大部分的书本都留在仓库里了,但是我讨厌无书相伴,有书本环绕四周会让我觉得自己比较聪明,因为「生生不息」是免费的,我成了一个书虫,我会提着两个购物袋回家,满满全是书本,如果我先生在家,我会把袋子藏在客厅沙发后面,然后塞进公寓架子上的角落里,我先生说我有病:我告诉他,收集书本远比收集法贝热彩蛋或是十六世纪的荷兰版画便宜多了。

我找到亨利.特罗亚(Henri Troyat)的精装本小说、法文版的读者文摘精选集(皮面精装、烫金边)、一九八○年代的烹饪书籍,以及法国史上爱情故事初版十册其中的一半,沙特(Jean—Paul Sartre)传记、碧姬.芭杜(Brigitte Bardot)传记、圣女贞德传记,贾桂琳.苏珊(Jacqueline Susann)、詹姆士.米契纳(James Michener)和海明威的法文翻译小说。作为交换,我拿了英文平装版的小说给「生生不息」,还有博物馆目录、出版商先读本(bound galley)、好几年份的《外交事务》(Foreign Affairs)杂誌,我知道我赚到了。

「生生不息」是二○○四年时由一个志工团体在工人阶级的第十二区发起的,如今团队在巴黎各处大约八十个地点营运,根据该网站指出,交朋友是活动的一部分:「生生不息不满足于只是推广阅读,这是一个街坊邻里间社交的有力工具。」

称呼法国人为知识分子,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讚美,有次我在鸡尾酒会上询问一名法国女子她的职业,「知识分子。」她回答道,她是认真的。

「生生不息」是一群知识分子——不是因为他们会在附近的咖啡馆里沉思笛卡儿(Descartes)或者是卢梭,而是因为他们会分享关于书籍的想法,他们是言语诱惑大师,热情而有礼貌地展开不想结束的对话,不管话题是狄德罗还是芜菁,「生生不息」都想聊聊。

我们美国人常把法国人言语游戏的习惯当作是浪费时间,因为没有直接切入重点,但正是这一点让这个每月进行的活动如此有趣,重点在乐趣,而不在结果。

杰侯.佩杭(Jérôme Perrin)与伯特兰.莫西恩(Bertrand Morillon)是我们这区「生生不息」分部自行任命的「主持人」,他们俩提供了大部分的玩笑话,某个週日,杰侯拿起一本叫做《哲学评论》(Philosophical Commentaries)的书籍说,「给妳,这本可以拿去海滩读!」伯特兰宁愿採取劝诱推销:「蕾金.德弗吉!伟大的经典!助妳入眠很有用!」一九八○年代期间,德弗吉成为畅销作家,人称「法国情色文学的女祭司」,她可以印行会令某些人觉得不快的书籍,因为她拥有自己的出版社。

某个星期天,杰侯告诉众人该是回报的时候了,「珍珠糖泡芙(chouquettes)!没人要给大家带点珍珠糖泡芙吗?」他问道,我奔向烘焙坊,带回两打法式小泡芙,上面撒满珍珠糖,杰侯亲吻我的双颊,递给我装在白色保丽龙杯里的浓缩咖啡。

隔週日的「生生不息」活动里,我身陷狂热赠书之中,发现自己跑到桌子彼端志工那边去了,我推销着英文书籍,杰侯建议我去参加「生生不息」的每月聚会,不过接受会员是有限制的,安德蕾.勒法欧(Andrée Le Faou)是一名退休的办公室行政人员,也是志工之一,她不太高兴,深深抽了一口菸,一言不发,甚至好像还清嗓子哼了一声。

当天稍晚的时候,我问安德蕾怎幺了,她告诉我只有正式会员才可以站在「生生不息」桌子筹划者的这一边,我违反规则了,我告诉她我想成为正式会员。

「我们很喜欢你,伊莲,」她说,「但是我们的人数有限。」

所以这件事情就此打住。

法国保留了对印刷书籍的崇敬,美国的独立书店粉碎得灰飞烟灭,这里的市场却比较健康,主要归功于政府的保护,把书店视为国宝,有补助金和无息贷款提供给想要开书店的人,并且书籍统一定价制度当道。

在法国,书商——包括亚马逊(Amazon)在内——不得提供低于书商定价九五折的折扣,折扣这幺少,许多顾客宁愿去店里消费,那里有爱书的销售人员,随时能够提供建议和意见,电子书(价格也是固定的)除了法国名着以外,还没有成为够大的市场,许多都可以免费下载。

殉道者街上有三家独立书店,邻近的街道上还有五家,位于五十九号的「九号工作坊」(L’Atelier 9)最像美国街坊中的独立书店,大片前窗依主题安排,定期更换,光线明亮的室内有舒适的空间供人逗留,员工乐于与顾客交谈,推荐他们最爱的书,他们称之为「一见锺情」(coups decœur),不过里面只有一张扶手椅,是给来访的作家预留的,不是给闲逛的读者,也没有卖咖啡。

我在殉道者街上的第一位书店熟人是盖伊.伯坦(Guy Bertin),他在二十一号卖二手书和折扣书,靠近「生生不息」每个月出现的地方,他已经经营三十年了,不过宣称自己苦撑着,儘管房租管制让他得以维持低成本。

他的店铺「旧书蠹虫」(Le Bouquinaire)是一间营业时间不固定的古怪商店,店里有块小告示针对可能出现的扒手:「为了避免误会,请将您的钱包、背包和大外套留在入口处,谢谢。」柜檯附近橱窗里的架子上,摆着伯坦私人收藏的袖珍玩具:十几尊魔比人(Playmobil men)、蓝色小精灵(Smurfs)以及其他小型的塑胶人偶,人行道上的柜子陈列着一欧元的平装旧书吸引顾客,还有引人注目的摄影新书:《巴黎之梦》(Paris of Dreams)、《消失的巴黎》(Paris Disappeared)、《未知的巴黎》(Paris Unknown)。

伯坦不信闲话家常那一套,他烟抽得很兇,衣服垂挂在消瘦的身体上,他虽然秃头,脖子上却长出细软的灰色毛髮。长久以来,我总觉得自己像是他店里的入侵者,他用一句必不可少的客气「日安」向我打招呼,泰半出于必要而非热情。

「他是个倖存者,」我的朋友卡蒂亚.克摩尔(Katia Kermoal)说,她已经在这条街上住了许多年,身为《第九区日报》(Le Daily Neuvième)的创办人,卡蒂亚差不多认识殉道者街上的每一个人。

我们有天顺道经过,她问伯坦生意如何。

「糟透了,」他回答道,「我已经準备好要关门了,都是那些中国人。」他吐露了他的心声,「他们老是来这里,想买我的租约,他们要我滚出去。」

「嗯,那我们得让你再多经营一段日子才行。」我轻快地说着。

我说我会给他一些英文书籍,增加他的外文书库存,我告诉他关于我上一本书英国版本的悲惨事蹟,英国的出版社破产了,没有给我预付金,仓库里堆满三千本书,他们说除非我买下全部的库存,否则那些书就要销毁。我买了,一本大约二十五分钱,就算运送到法国,一本也花不到一美元,他想不想要几本呢?免费?

我以为这个故事能够软化他,或者至少让他知道,我们都是出版革命下的受害者,但是他什幺话也没有说,只是撇了撇薄薄的嘴唇,知识诱惑徒劳无功。

隔天,我在门外磨磨蹭蹭,浏览桌上陈列的书籍,我挑了一本精装的初版书:马瑟.巴纽(Marcel Pagnol)的《爱恋时光》(Le temps des amours),要价一欧元。

接着我带着礼物冒险前进:一本我的书《法式诱惑》(La Seduction)法文版、四本便宜的英国版,我问伯坦我可否在英文版上签名,「也许你可以靠这个赚点钱。」我说道。

「要卖的书又不是已经卖掉了。」他回答道。

但是他心软了,「妳可以签一本,那样一来买到的人会觉得很特别。为求正确,这里是妳的款项。」他给了我五欧元。

「不,你用书本付给我吧。」

「我的书对妳来说太贵了,夫人。」

但是我想付一欧元给他买巴纽的书时,他却拒收了,「那本书是妳的了。」他说道。

免费?小小的胜利!

「我很珍惜初版书,」我说道,「很棒!」

他要我克制一下我的热情,他解释说,虽然在美国精装书比平装书贵,在法国,「精装」通常是指便宜的读书俱乐部版本,印刷纸张普通、装订粗糙,「那本巴纽毫无价值。」他说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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